自从“故宫文创”在网络走红后，“文创产品”已成为一个热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各地的博物馆、旅游景区、设计企业等为之一振，纷纷开发各自的文创产品，而且高等学校的设计专业也开设了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一片新蓝海。

然而从各种文创产品的介绍性文章来看，文创产品设计的门槛似乎有点高不可攀。譬如，有人对文创产品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文创产品指的是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

这一定义不但没有说出文创产品是什么，反而把许多普通的设计师拒之门外，既要求智慧、天赋，又要求科技与创造，还要有创造与提升，意思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里的关键是创意。问题是，何为创意?创意何来?无人给出答案。而且在一个技术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哪一个领域、哪一种产品是不需要创意的呢?在笔者看来，单纯甚至过分地强调创意，并不能帮助文创产品设计师设计出好的产品，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没有创意，而在于如何理解文创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化产业评论圈，“文创产品”常常与“文化产品”是混用的。

文化产品是文化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统称，影片、电视剧、综艺秀、报纸、杂志、动漫、流行音乐、主题公园、网络游戏等等都是文化产品。这些产品的创作或生产由于都离不开创意，所以也经常被称为文化创意产品，或简称文创产品、创意产品。

但是，自从故宫文创产品进入公众视野之后，“文创产品”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含义，尤其在设计界、旅游界，几乎变成了博物馆馆藏衍生品、旅游纪念品、礼品等一类产品的代名词。因此，本文所说的“文创产品”指的是这样一种狭义上的文创产品，它属于文化产品中的一类，主要指通过创意设计而形成的产品。

这一类产品，如今被评论界冠上了一些特别的光环：譬如爆款创意、文化内涵、知识产权等等。但是，在这些光环的影响下，文创产品设计却走上了一条崎岖的发展道路，走上了一条羊肠小道。譬如，许多人看到台北故宫的“朕知道了胶带”走红，于是都去做胶带，但这种类型的胶带实际销量却是文创产品中最低的。有口碑而无销量，是文创产品最显著的尴尬。许多设计师拼命地追求“爆款”，甚至认为“装逼”、“装萌”、“装呆”是文创产品成为爆款必然的设计路径。然而，爆款毕竟可遇而不可及，“装逼”“装萌”之物毕竟只能满足小众。

因此，这种认识的后果，其实是对产品销售的自我设限，直接将文创产品的消费者群体限制在年轻族群，把文创产品变成了一种“文青用品”，把本应该是大众消费的产品变成了红海中的小众产品。

这样一种对“文创产品”的误解，究其根本是对“文化”的误解。我们现在有许多文创产品设计师都在为了“文化”而“文化”，或者为了“创意”而“文化”，而忽视了文化的根本在于生活，忽视了文创产品终究是要为生活世界服务这一根本。

文化本就是源自生活的，正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一旦文创产品脱离了生活，背离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就自我限缩了产品的市场空间，这是文创产品设计所陷入的现实困境。要让文创产品真正地发展成为一个大的产业，就在于突破这一困境。突破困境的方式，就是要在产品设计中正确理解产品的“有用性”、“文化性”和“艺术性”。

“有用性”不是指产品是否拥有某种生活实用功能，而是是否具备改良、适应或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世界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故宫口红的“有用性”不在于它的口红，而在于它所采用的套盒纹样设计符合了口红背后所代表的时尚的本质，让口红表里如一了。

“文化性”不是要为产品贴上某种文化标签，而是要让产品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为消费者或使用者带来美好的记忆、快乐的感觉和精神的慰藉。

故宫丝巾中采用的那些传统纹样，都蕴含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譬如“事事如意”， 消费者从柿子、如意、蝙蝠等传统文化符号中接收到了吉祥、祝福之意。

“艺术性”不是要表达设计师的主观理念或价值，而是要结合艺术潮流的变迁，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虽然是多样的，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时尚的东西一定来自于经典，因此文创产品的艺术性包装依然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

总之，文创产品不是一种装逼的产品，并不必然需要现代科技，也并不必然依托于知识产权，更不应该一味追求爆款或与众不同，而应该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些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有用的东西。

文创产品，不管你做的是纪念品、礼品或古董衍生品，都应当是能够满足现代审美需求、拥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生活日用小商品。

只有这样，文创产品才能成为大众的，才能赢得广阔的市场空间。